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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的作者果尔巴妥夫先生走来问着我：“你有什么不快乐吗？有，就应该一概丢开。
该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不快乐？”
我只说：“我不能跳舞。”
果先生也说：“我也不能跳舞。”
结果彼此都笑了。
但我感觉着果先生毕竟有眼光，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
我羡慕苏联的人民和苏联的作家，他们的国家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
但是，我能够吗？
果先生和我差不多的高矮，颇为精干，直爽，真有“宁死不屈”
的风度。
儿童诗人马尔沙克先生也在。
他向我极口称赞中国的国画，但叹息对于中国的诗却无缘接近。
他问到了老舍，老舍的诗在一本中国诗选译的小册子里面选译了几首。
“中国也把我的诗介绍了，我很高兴。
我很愿意多读中国的诗。
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
“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
？我自己回答不出。
只好忍心说一句：“没有。”
我们中国的诗人和文学家似乎从往年科考时代的文人气习里还没有十分解放得出来，写诗作文是为的自己的功名，对象是能够给自己以功名或利禄的读者，谁还来管你一般的老百姓，更谁还来管你一般的黄口小儿呢？中国的儿童比鸡鸭还要不值钱，活活生生的到处丢，哪还说得上为他们写诗或文学？但我毕竟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这些“家丑”
，我却没有“外扬”
。
还有好些人向我问到了梅兰芳博士的。
梅博士留在苏联的印象极深，他的演艺和中国画似乎是被认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两大要素。
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这儿似乎应该有一番更迂回的内省。
我们的旧东西自然是好，这就是所谓“国粹”
，我们早已经知道保存，但我们反映新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东西，却还没有充分的被人重视的分量，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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