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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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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四书》、《五经》每天必读，虽然并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
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
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在《庄子》之后，我读过《道德经》、《墨子》、《管子》、《韩非子》。
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认为他是任侠之源。
《墨经》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具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隐隐引以为夸耀，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
十七八岁时做过一些诸子的抄录，把警粹的文句摘取下来，目的自然是在供给做文章时可以运用的辞藻（五年前我曾经回过我峨嵋山下的老家，发现了这样的抄本，现今我还把它保存着在）。
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研究，但也总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时期了。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
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国，到日本去留学之后，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
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
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学生时代完结（1923），中国大革命的浪头逐渐高涨，解放祖国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使命，一九二六年我便参加了北伐。
不幸仅仅一年多，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
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虚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
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
在一九三四年与一九三五年之内，我写了些关于屈原的研究和一篇《老聃·关尹·环渊》，还有是用日本文写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和《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日本文原名为《天之思想》）。
这后两篇由我自己译成了中文，曾经有单行本问世，现在我已经把它们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我写过一篇《驳“说儒”
》，是反驳胡适的《说儒》而作，原名为《质问胡适》，曾在钱亦石兄所主编的《中华公论》上发表过。
发表当时，适值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战役的爆发，时代的大波澜把它湮没了，未曾获得世人的注意。
往年我曾经把它收进《蒲剑集》，新近我也把它收进《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卢沟桥事变使我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接着便忙于抗战的宣传，把学术研究工作便又完全中断了。
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
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
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
我写了六种历史剧，写作的经过，我在每一个剧本的后记里面都有详细的叙录，不必在这儿重提。
我在这儿很想把两个学术论集——《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的各篇的写作过程叙述一下。
上面所提过的在日本写出的几篇，因为当时的日记已被丢在日本，写作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可以不用再缕述了。
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五年来的“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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