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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为《列传》所无，不知究竟是不是事实。
假如是事实，那焚书之事便不始于秦始皇了。
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
，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
传世《石鼓文》，据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
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
请看商君的自白吧：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
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这些事是在孝公十二年。
“作为冀阙，筑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可见商君也在著手于文教工作，他假如曾经“燔《诗》、《书》”
，主要是在防止上层的文弱化吧。
商君主张严刑峻法，他自己是有一番理论根据的。
《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有下列的一节文字。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
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
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
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这“公孙鞅曰”
以下的话见今《商君书·靳令篇》，但和这《靳令篇》大同小异的文字复收为《韩非》书的《饬令篇》。
在这儿似乎透露出了造作《商君书》者为谁的一个线索。
现存《商君书》除《境内篇》殆系当时功令，然亦残夺不全者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
其作伪之最显著者当推《徕民》与《弱民》二篇。
前者言及“长平之胜”
，乃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坑降卒四十二万人之事，在商君死后八十二年。
后者不仅语袭《荀子·议兵篇》，而言“秦师至，鄢郢举，……唐蔑死于垂沙”
，乃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时事，也不是商君所能见到的。
伪此书者，我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
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
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
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
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的公家也被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
吴起变法于楚，商君变法于秦，都是这种意义。
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
，在这变法过程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它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了。
“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列传》同，《秦本纪》作‘四十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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