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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
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
，而这位“萧何”
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
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僵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
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
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
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
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钱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
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
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
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
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
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
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
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
这个脚步好像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
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
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
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
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
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
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
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
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
然而这项提议终竟招了失败，终竟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
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
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
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
大约在这儿，就像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
——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
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
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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