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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
这位“副总裁”
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
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
的要求提出了。
“共党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
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反共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反共协定。”
“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
于是而有汪“副总裁”
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
“副总裁”
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
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
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
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
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
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
，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
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
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
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 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
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的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
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
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
陈布雷整理。
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
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
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
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
（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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