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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关系再次破裂，萧红不想用汪恩甲的钱买票回东北，于是，匆匆找李洁吾借钱买车票。
最终的情形，萧红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不过，下车后便分道扬镳了。
这次返回东北彻底终结了萧红的求学梦，她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是个女人。
没有了梦想，哈尔滨和北平、陆哲舜和汪恩甲对于自己也都没有意义；没有了梦想，也就不在乎流言。
呼兰，便是她没有归宿的归宿。
3月末，萧红最终回到呼兰老家——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男人可以追随，可以指望，可以倚靠。
回家后，张廷举怕女儿再次离家出走又闹出令家族难堪的事情来，自己又在外县，梁亚兰在家里不便管教，于是决定让萧红继母带着孩子们搬到福昌号屯居住。
作为张氏家族的发祥地、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居住着张廷举的两个同胞哥哥、四个异母弟弟、一个异母妹妹和继母徐氏，外加众多堂兄弟，容易对萧红形成监视、管教。
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家族，有地千余垧。
家族里年轻的堂兄弟妹都在外地上学。
张氏家族的宅院，四围都是十分宽厚的高墙，只有一个大门进出，日夜都有护院持枪把守，萧红在这里与外界全然隔绝，平素只有27岁的未婚姑姑和过门不久的七婶（即萧红七叔张廷勋的妻子）与萧红年龄相仿，偶尔和她说说话。
当年的福昌号屯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
住到福昌号屯，萧红虽然避开了呼兰县城关于自己出走逃婚和败诉被休的甚嚣尘上的议论，但是张氏家族同样将她视为辱没家族名声的败类。
在众人监视下，她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事实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
即便在家族内部，祖母徐氏（张廷举继母）也严厉禁止女儿、儿媳与萧红接触，时常监听她们的谈话，责骂她会带坏女儿，并强令萧红晚上与自己睡在同一炕上。
萧红常常委屈地靠着墙根哭，祖母更是动气，揶揄说：“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个丫头。”
在福昌号屯近七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还是了解到很多有关地主和佃户的生活，“九一八”
事变后，还了解到农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反抗。
这段生活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素材，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小说都取材于阿城福昌号屯，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她的伯父或叔父。
禁闭的日子对萧红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出门，继续争取出去念书的可能。
继母把她不出门、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情形告诉了大伯父。
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过来打她，没处躲避，萧红只好跑到七婶房里。
东北的地方风俗大伯子不能进入兄弟媳妇的卧室。
萧红一天到晚不敢出门，饭菜都由小婶送进来，百无聊赖，便帮小婶织一些大人孩子的手套、袜子打发时日。
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逃离福昌号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宁愿在外流浪也不愿待在这样的家族里。
萧红十分清楚地看出自己与家族的对立已然无法调和，如果不逃出去将会在这里窒息。
萧红到底是如何离开福昌号屯的，一直是萧红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
1960年，作为当年与萧红在一起生活的当事人，姑姑和七婶在接受铁峰先生的访谈时回忆，“九一八”
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经济危机十分严重，日用品价格飞涨，粮食大幅度贬值。
萧红大伯父想将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身上，决定增加秋租，削减长工工钱，遭到佃户和长工的联合反抗。
萧红同情农民，劝大伯父不要加租再次将其惹怒，不仅被暴打了一顿，大伯父还派人给张廷举发电报让他回来处置女儿。
萧红跑到七婶屋里躲起来，感到没有退路可走，决计在父亲回来之前逃离。
姑姑和七婶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10月3日夜里，她们将萧红藏在一户长工家的柴火堆里，次日清晨，再将她藏在往阿城送秋白菜的大车里离开福昌号到了阿城，然后在阿城乘火车逃往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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