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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板看员工，心里想或者嘴上骂：“笨得像头猪。”
当时的华为，任正非就如同一只翱翔于高空的鸟，越飞越高，越高视野越开阔，对事物的观察越宏观，距离地面上的“猪”
也越远。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鸟”
发出的信息无法准确及时地传递到“猪”
那里，同样，“猪”
的想法也无法及时准确地为“鸟”
所知晓。
这导致华为在高速成长过程中，老板与员工之间对企业未来、发展前途、价值观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无法达成共识。
于是，任正非想到了提炼和总结华为的成功规律并制定章法，让“鸟”
和“猪”
共同应用。
《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开始追寻利用制度来建设一个“基业常青”
企业，一个可以向“世界级”
目标迈进的企业的起点。
队伍壮大了，总需要一面旗帜。
至于是蓝旗、黄旗还是红旗，那就无所谓了。
在华为，这面旗帜就是华为基本法。
华为基本法就好像“最高指示”
。
华为对基本法的制订是十分重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回忆说，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们在华为调研时，华为的高层每个月都会牺牲两个周末的上午休息时间来参与讨论，“有时候甚至停工停产，全公司员工开口讨论”
。
杨杜也一再强调，不能静态地看待华为的“基本法”
。
把“基本法”
理解成103个条文，就会错过它的精髓，“基本法”
起草的借鉴意义大于最后形成的文本。
“基本法”
初稿完成时，任正非就搞了一次“群众运动”
，动员干部员工参与讨论，并明确提出新的意图，通过参与“基本法”
讨论，培养一批干部。
1996年12月26日，“基本法”
第四讨论稿刊登在当日出版的第45期《华为人》报上，任正非要求所有职工带回去读给家人听，回到公司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经过1997年一年的讨论、修改，“基本法”
改到了第八稿。
到最终定稿，前后共进行了10次删改，此时是1998年3月。
从开始筹备到成稿，前后经历了3年时间。
而这3年，经历了华为从1995年的800多人，到1998年近两万人的高速发展过程。
“《华为基本法》真正诞生的那一天，也许是它完成了历史使命之时，因为《华为基本法》已经融入了华为人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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