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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已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但贫富分化似乎仍很有限”
（韩建业2003）。
从人文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要之，仰韶文化因早年发现，考古工作充分，又地处中原，在研究中被抬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其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易被“放大”
。
但正如赵辉在梳理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时指出的那样，“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
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他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
，“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
，“进入一种离析状态”
，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
，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
尽管作者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
，但还是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
。
由于这个“中心”
并不兴盛繁荣，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
果如是，那时有无史前文明中心？中心何在？是否早在这一阶段就已“清楚地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
（赵辉2000）？如此种种，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原中心形成过程分期解析（赵辉2006）
在数年后的另一篇论文中，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
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
；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赵辉2006）。
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
时期。
但既有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
的局面。
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
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迹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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