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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界主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做文章；再下则为聚落，这是人类早期史的基本生产生活单元，也是社会考古的最佳切入点。
随着学科的发展，一种可称为“聚落本位”
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将呼之欲出。
这种方法强调精细化的背景关系研究，它可以理解为对存在于时空框架内的遗存及其关联性的深度把握。
这应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
以聚落和最小的聚落组群为起点，在人地关系的视角下，进行缜密的个案分析，进而扩展至区域乃至区域间的地域整合，方能描绘出新时代的社会考古学画卷。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
来说，这必将是一个超越和升华。
唯其如此，社会复杂化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也才能最终有禆于广义历史进程的建构（许宏2011）。
就陶器研究而言，赵辉教授感慨道：“考古学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复原古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新的阶段，对陶器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我很奇怪，既然陶器研究这么重要，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积累了那么多心得，但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本《陶器考古学》？……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
我说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研究陶器的工作体系了。”
（赵辉2019）我想，秦小丽教授这部新著，就是对上述呼吁的一个践行，在解构传统的“考古学文化”
概念，建构陶器研究工作体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秦小丽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对陶器本身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而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再认识，其研究方法以恢复社会生活为目的。
诚如岡村秀典教授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数量分析方法应用于陶器研究，这在20年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研究方法。
她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手段，将日本考古学中的陶器法量（尺寸——引者注）比较、陶器表面绳纹数量测量等方法应用到她亲自发掘与整理的考古遗址资料研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其他遗址进行相同分析。”
“本书中使用了许多日本考古学的研究手法，所以不仅可以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推荐书籍，也可以作为一本日本考古学研究方法在国家形成研究课题方面的实践性书籍，很值得一读。”
（岡村秀典2019）其实，岂止是20年前，据本人所知，即便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细密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在中国考古学界普及开来，相关研究没有跟上。
由是可知，这部初步完成于20年前且打磨至今的新著并未过时，而是可以作为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有益镜鉴，尤其有裨于中国学者陶器研究方法论的掌握与具体研究实践水平的提升。
第二，大量的考古学基础作业，图文表并茂，缜密的推导过程，使得这部专著研究结论扎实厚重。
作者通过如此颇见功力的陶器（群）分析方法，得出了若干早期国家形成研究上的可信结论，极大地推进了相关课题的研究。
作者具有特色的陶器研究路向是基于对既往研究倾向的反思。
她指出，“以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探索）为目的而开始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90年的探索，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然而由于这两个时代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和早商王朝的固定地理范围中，并试图在强调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时空分布的基础上复原古代部族、民族或王朝的活动地域，而很少注意到各个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之间交错分布，难以用线条划出范围的地域交流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也缺少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具体实践。”
上述分析是切中肯綮的。
基于这样的反省，作者才立意要“从国家形成过程这一视点出发，并利用日本考古学中以陶器分析来阐明地域间交流的方法来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社会支配体制和经济模式构成状况”
。
二里头贵族墓随葬陶器组合
作者不以偏于粗疏的“考古学文化”
为分析单位，而是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代的中原腹地及左近地区划分为若干区域，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每个遗址（聚落）陶器群中各个地域风格系统的构成比，进而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陶器风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对地域间相互交流的复杂化状态做动态解读，并以此来阐释早期国家形成的经纬与关键之所在。
可以说，作者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学术构想。
其具体做法是，对相关遗址的陶器资料，首先观察其形态特征、器表纹饰和制作痕迹，进行系统分类，再用数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出各个遗址中典型单位出土的陶器中各系统的构成比例，以及这种比例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此把握各个遗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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