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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东北地区最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是辽西山地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道，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四支考古学文化之一，绝对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见本书《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
这与其地邻欧亚大草原、较早接受内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与其大体同时出现用铜遗存，但仅限于零星小件铜器的小拉哈文化地处松嫩平原，也是因位于欧亚草原的东端而有地利之便的，但这一区域进入青铜时代要晚到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古城遗存”
了。
除了松嫩平原，在相当于殷墟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还有与辽西山地区毗邻的辽西平原区（高台山文化晚期遗存）和辽东北部区（马城子文化晚期遗存）。
稍后，整个辽东区和西流松花江流域在相当于西周的时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双房文化和西团山文化）。
横贯东亚的青铜潮也止于这些区域，没能越过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
此线以东的鸭绿江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仅见有零星的用铜遗存，而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则大致在汉代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
而东北地区铁器时代的到来，显然是战国的燕文化和后来的汉代文化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强力推进或影响的结果。
要之，东北地区不是全境都存在青铜时代，各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有早晚之别，呈现出“南部比北部先进，西部较东部发达”
的态势（王承礼等1982）。
三、“青铜时代”
概念运用的学理辨析
在“青铜时代”
这一概念的运用，尤其是探讨其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首先有一个内涵界定的问题。
大家一般同意只有“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才算进入“青铜时代”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少学者仍把零星青铜器甚至小件饰物的发现作为该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
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就不乏将罕有甚至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划归青铜时代的例子，已如前述。
其次是主体界定的问题。
要明确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
的主体，也即谁的青铜时代的问题。
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应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一个特定的人群，是生活于特定区域的这群人进入了“青铜时代”
。
如是，是否就不能把进入“青铜时代”
的主体，无限扩大到这个特定的人群以外那些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人群及他们所处的地域？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做法是被默认的，甚至是主流思维。
有学者在论及黑龙江东部的“青铜时代”
考古时指出，“这一地区（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经的三江地区）的‘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有些不同。
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但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三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三江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并没有制造青铜制品的能力。
因此，这些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仍然是以石器为工具和武器。
这一点，从这个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
因此，本文使用的“青铜时代”
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年代范畴，而并不表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经具有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特征。”
（李伊萍2004）这清晰地表述了在无青铜遗存发现的区域使用“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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