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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海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论证在“重瓣花朵”
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
地位（张学海2002）。
余西云也有类似的表述：“西阴文化（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引者注）发端于陕晋豫交界区。
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影响所及更是东越渤海，南抵长江之滨，北逾燕山之阴，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西阴文化时期，传统的家庭模式趋于瓦解，社会的层级化已然显现，私有观念逐步形成，成为中国文明的滥觞。”
（余西云2006）韩建业除了论证“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外，更认为“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9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
（韩建业2012A、2009）。
由是，中原中心或其雏形被不断提前。
支撑中原文化区核心地位的仰韶文化阶段的考古资料，大体上限于聚落数量、大小及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以及彩陶这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见本书《“新中原中心论”
的学术史解析》）。
而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远未达到同时期华东地区，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那样高度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栾丰实2003，赵辉2017）。
即便就陶器和玉石器制造技术而言，“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
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赵辉2000）而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的所谓“原始殿堂”
，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
一脉相承，其他遗存则乏善可陈（见本书《“新中原中心论”
的学术史解析》）。
赵辉把“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
下拉到仰韶文化后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
但这一时期的文化态势却是，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
，“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
，“进入一种离析状态”
，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
，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
，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
（赵辉2000）。
从仰韶文化后期处于“比较衰弱”
的“离析状态”
，恐怕还看不出其已成为跨文化区的史前文明中心的态势。
“周边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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