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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
陶寺遗址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
王城岗遗址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鬶？）：公元前2050——前1994年；
后二者都可判定为酒器，是当时陶质酒礼器的仿制品，同时与其后二里头文化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礼器群一脉相承。
与全球其他青铜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铜铸造这一全新的技术应用于生产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贵族阶层优先用这种贵金属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礼器和近战的兵器。
也就是说，他们是把青铜这种新技术新产品首先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
意识形态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绝对的打击能力，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确切地道出了中原早期国家之命脉所在。
青铜器在当时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六、余论
由公元前2000年向后望，约200年后的公元前1800年或稍晚，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
它的出现最终结束了前述数百年“满天星斗”
小国林立的政治图景。
作为“国上之国”
的广域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
至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poraorical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的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
“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
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
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
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李峰2010）
与李峰教授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
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
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的。
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
可能被解构，已如上述。
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
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
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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