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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已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
（滕铭予1989）。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
（韩建业2008）。
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
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
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
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
（北京大学2011）。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
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
（北京大学2011）。
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
其中年代栏中3500应为3300，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应为3500。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郭大顺1994，苏秉琦1994B）。
后经碳——14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
（李延祥等1999、2004）。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
其中一处是在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4号积石冢的一座小墓内，曾发现一件小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韩汝玢1993），发掘者称此墓为“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
，认为“这项发现地层关系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称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标本之一，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红山文化”
（郭大顺1994）。
但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报告中，该墓被列于4号冢主体之外的“冢体上墓葬”
，这三座小墓“利用原冢的碎石砌筑墓圹并封掩，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
。
除了这座85M3出土了铜耳饰和玉坠珠各一件外，其他两座小墓无任何随葬品。
报告没有明言其年代，但显然是将其当作晚期遗存的，在结语中也未再提及红山文化铜器发现的重要意义。
安志敏指出，“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
，结合前述冶铜炉壁残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情况，他断言“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安志敏2003）。
据报道，敖汉旗西台遗址曾出土两件小型陶质合范，当用于铸造鱼钩类物品，一般认为“可视为探索红山文化铸铜技术的重要线索”
（刘国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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