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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 良渚文化：约距今5300～4600年（张忠培1995，栾丰实1992，赵辉1999）。
发现有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址、大型人工“坟山”
、祭坛、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墓及大遗址群等。
长江中游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考古队1993）：约距今5000～4500年（严文明1993）。
发现有规模不等的城址及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大遗址群等，城址内存在集中分布的宗教祭祀遗存。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约距今5500～4000年（栾丰实1997）。
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夯土城址、大规模墓地及随葬大量精美器物的大墓等。
与上述周边地区诸文化相比，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却显得较为贫弱，不见或少见能同上述文化相媲美的遗存。
到了距今约46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周边地区各支异彩纷呈、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共同体相继盛极而衰，而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文化则在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竞争中不断壮大。
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期（约距今4600～4400年）（高炜1996）发现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墓地及随葬陶、木、玉、石礼器的大墓等。
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等（约距今4600～4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A），则较为集中地发现有若干夯土城址。
稍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王朝文明在吸收了各地文化丰富的文明因素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得以崛起。
二里头遗址鸟瞰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约距今3900～3500年（仇士华等2000），约400年的时间被划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
依据现有的考古材料，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分布还仅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较狭小的地域，一般见于普通聚落遗址。
至第二期开始遗址数量剧增，分布范围急遽扩大，导致二里头文化若干地方类型的出现（赵芝荃1986A）。
与此同时，真正体现其文化与社会发展高度的一系列文化要素也是自该文化第二期起集中出现于二里头遗址的，如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包含大中型墓在内的等各有差的墓葬，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大批铜、玉、漆和陶制礼器等。
正是由于这些高层次遗存的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同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
那么，二里头文化崛起前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至尾末阶段，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居当时领先地位的这两大考古学文化系统也都相对沉寂。
山东龙山文化在过渡到岳石文化之前已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方辉等1997）；中原龙山文化末期经“新砦期文化”
（赵芝荃1986B）直至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均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相衔接的重要遗存。
这一文化发展的低潮时期，是否与洪水侵袭有关（俞伟超1992，袁广阔2001），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与此相关的是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问题。
已有学者根据二里头文化包含某地的文化因素，而指认二里头文化源于中原以外某一地区或某一考古学文化，但都缺乏充分的考古学依据。
同时，二里头文化也不是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其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
和“飞跃”
。
就现有的考古学材料看，二里头文化承自王湾三期文化的，主要是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的埋葬习俗等方面的要素；其主体文化因素的许多方面，尤其是玉、铜、陶质礼器等高层次遗存和埋葬习俗中的不少要素，在当地都没有明确的源头。
另外，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为二里头文化中心遗址的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也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大贯靜夫1997）。
因此，关于二里头文化渊源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处于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和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夭折”
。
二里头文化的问世距上述诸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存在着百年以上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间隔，在文化内涵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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