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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两县田亩总额的40%。
[230]
嘉靖以后所建诸藩请乞的庄田数字越来越大，这固然反映了明王朝统治集团的日益贪婪腐朽，另一个原因则是新封诸王都想向已封多年的藩王看齐。
但是，天下的田土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亲王们的欲壑。
明中后期所封亲王请乞田土动辄万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直接占有了那么多的庄田。
廷臣和地方官员迫于皇帝的严旨，往往在搜括不及额时采取挪移政府其他收入和加派赋税的办法勉强凑足各王府请得田亩数的租银。
例如，嘉靖年间景王建藩于湖广德安。
他借口“楚地旷，多闲田”
，请乞所得田土多达四万顷。
其中如江夏是个“田不满八千，户仅逾万”
的小县，景王向朝廷请得该县田地4600余顷，占全县额田一半以上，勒索租银20500余两，外加耗银十之三四。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景王为了保证他的收入，派出中使“锁械士民”
，以致“号泣道路，激生他变”
。
地方官左右为难，只好“以全省钞银暨长、宝二府商税抵去一万二千八百八十有奇”
，剩下的7600余两则在江夏县田赋中摊派。
尽管如此，江夏的“小民犹然苦之，逃匿四方”
[231]。
景王死后，无子，国除。
万历年间潞王受封于河南卫辉府，他设法弄到了景王“田业”
的簿籍，借口这是故藩遗田不是朝廷额地，乞为己业。
实际上仍然强行把大批有主民田划到潞藩名下。
如孝感县原额田地山塘13200顷，拨归潞府者2333顷。
[232]到神宗诸子分封时，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得按潞王的标准给田四万顷。
经过廷臣和地方官的力争，才减为20000顷。
这20000顷庄田主要是通过摊派46000余两租银的方式来实现的，其中如河南息县额派福府地1157顷32亩，就全部是“在本县条鞭内一例派征”
[233]。
此外，则由户部“移文各省抚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废府遗产，尽以予王，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234]可见搜括之彻底。
又如瑞王于天启年间分封于陕西汉中，诏令给予庄田8000顷，亩税3分，由有司输纳。
由于当时实在没有这么多闲田，只好按这一数额摊派于陕西、四川、河南。
[235]到瑞王之藩时又请求朝廷拨给膳田30000顷，陕西总督王之采上疏说秦地建藩已达五府，土地只有这么多，朝廷既然一定要给，只有通过加派正额赋税的十分之一来解决。
[236]
上面我们对有明一代宗室问题的演变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下面再引用几段后人的评述作为本文的小结。
李清在题为《书靖难之变》的短文中说：“高皇帝视诸功臣太贵，若人人将为李嗣源、郭威；又视诸皇子太贤，若人人能为季札、子臧。
惟疑功臣太贵，故扫除鲜遗类；惟信诸子太贤，故封植多踰（逾）分。
鲜遗类则根本弱，多踰（逾）分则枝叶强。
此所以一传而有燕藩之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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