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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算学之事甚多”
，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
。
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
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
以壮观瞻”
[50]。
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
唯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
然当在欧洲朝拜之。
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
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洲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
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
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
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
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
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
诚非虚语。
六、大西政权封建化的若干迹象
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政权，受到这个政权沉重打击的是官绅地主。
不过，也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个政权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途中。
张献忠入成都后，追求生活享受很是令人吃惊，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
[51]这种在生活上的追求，正反映了张献忠作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随着地位的变化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朴素作风。
由于后妃众多，太监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同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以后的情况一样，张献忠也把封建统治阶级恭避御讳的做法学了过来，不准人们使用“献”
“忠”
二字，犯者严惩。
连往代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也一概铲掉。
史料记载：“近日人家庙宇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亦皆镵去。”
[52]“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阁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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