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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宰范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
[29]。
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
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二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30]，贺王盛凭借这种关系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
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
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唯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
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札付、檄文、大学士雷跃龙五封回信和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
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
，“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
[31]。
这里说的“茅山道士张充甫”
实际上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张充甫外文献中还有张冲甫[32]、张冲符、张仲符[33]、张中符[34]等不同写法，有关他的事迹还需要进一步查考[35]。
姚志卓自己又同钱谦益商议出资募军。
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钱氏诗中注语所说：“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
[36]史籍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
[37]。
姚志卓率领来会的“众”
当即钱氏夫妇出资募集的兵士。
钱谦益同刘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长江战役时仍有联系。
《有学集》卷五中所收《郁离公五十寿诗》，用韵和张煌言1654年入长江时作《寿诚意伯刘复阳》相近，钱谦益诗赠刘孔昭祝寿可证明他们之间必定有来往[38]。
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句有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
，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是夷陵人，当时在贵州、四川一带督师，也同钱谦益有书信往还。
这些事实表明在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以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三次进至京口，迫近南京，时间之长，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沿江东下密切相关。
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于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题诗明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
。
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
[39]这两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充分说明：溯流而上的张军实际上是应诏而来的偏师，战略意图是“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
由湖北、湖南东下的主力。
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
，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接应均无功而返。
其间，参与密谋的贺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清政府逮捕，壮烈捐躯。
以钱谦益为核心策划的联络东西会师江南的方案在顺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实现的。
钱谦益长期醉心于收复江南徐图北伐的计划，早在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给门生瞿式耜（时任永历朝廷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
是顺江而下夺取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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