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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分人，确是很有些苦闷。
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
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
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
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
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
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
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
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
来说罢。
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
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
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
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
，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
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
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
，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
“No”
，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
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
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
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卢梭和胃口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连在和“民约”
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
……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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