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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
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
因为他们“啸聚群众”
，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
（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
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
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
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
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
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
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
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
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
，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
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
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
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
。
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
，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
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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