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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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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
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
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
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
但那时大家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
《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又译Sappho为“萨芷波”
，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
，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
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
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
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Hauptmann，Sudermann，Ibsen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
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
“打清”
之类，算是英雄。
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
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所做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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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
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
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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