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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
[53]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哗。
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
县官屏匿数日始去。
而公铉自称左将军。
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
公铉益恣”
[54]。
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大致与此同时,为对付郑成功而采取的沿海迁界(史称“迁海”
),同样使东南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据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
,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本书作者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
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55],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
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
[56]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
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
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学术界同好有不同意见,如主张以永历帝1659年入缅做结束[57],主张以永历帝被俘、杀做结束,主张以李定国病死、部卒降清做结束,等等。
本书以康熙三年(1664)八月夔东抗清基地彻底覆灭作为南明结束的标志,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同年六月间在东海沿海活动的张煌言因为复兴无望,主动解散军队,不久被清军俘杀的因素在内。
这只是一种看法和叙述体例,无妨与其他说法并存。
纵观南明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历程,不能不承认原来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把视界放宽一点,郑成功之所以能在明清之际扮演抗清主角之一,同他继承了海盗出身的郑芝龙的部众和资业有密切关系。
换句话说,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后,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立的能力,同气焰方张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
的“流寇”
和“海贼”
。
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了。
弘光在位一年期间奉行“联虏平寇”
方针,结果导致了自身的土崩瓦解,何况正是由于大顺军在山西、河南、陕西的抗清,拖住了清军主力,弘光朝廷才得以坐山观虎斗,偏安江左达一年之久。
隆武朝廷肇建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上升改变了“联虏平寇”
政策,转而联合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但当国大臣对原农民军怀有极深的偏见,处处加以歧视和排斥,难以扭转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到永历后期,南明朝廷的“嫡系”
杂牌“官军”
死、降殆尽,原大西军余部肩负起抗清拥明的重任,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辉煌战果。
永历朝廷凭借原大西军的支持才苟延残喘了若干年。
1661年永历帝的被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拥明势力衰微的结果,否则,朱由榔不致落入清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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