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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企晟在供词中说,他“于十二年间自华山来到邓州淅川县,至十一月十五日到均州黄家湾过河,十六日进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房县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随领出敕印关防共二十四颗并龙告示书札,仍往山西一带散给众党陕西虞胤、太行山牛光天、五台山高鼎等”
。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李企晟派随行人员李得福到郝永忠营后“差赴云贵通信未回”
[29]。
沈佳记:丙申十年(1656,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永历帝由李定国扈卫到昆明不久,就批准了韩王璟溧的请求,加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头衔联络山西、陕西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进行斗争[30]。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来分析,韩藩宗室朱璟溧是在山西姜瓖等人于顺治五年反清时被虞胤、韩昭宣等拥立的,以“韩王”
名义“行伪永历事”
,权宜委任参加起义的文武官职。
晋、陕大规模反清运动失败以后,朱璟溧辗转逃入湖北房县一带的郝摇旗营中,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肯定比在山西时要密切一些;郝摇旗以至永历朝廷也希望借助他在晋、陕一带的旧有影响和关系联络北方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力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只限于几件片断的可信材料,这些材料却毫无例外地证明韩王朱璟溧只是作为永历朝廷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活动。
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到1662年(康熙元年)清军对夔东明军根据地展开三省会剿,时间已过六年,没有见到文献中再提及韩王朱璟溧,大约是已死。
同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一道被俘的只有东安王朱盛蒗,毫无“定武十七年,韩主不终”
的任何迹象[31]。
如果清军擒杀了一位纪号称尊的南明皇帝,当事文官武将必然在奏捷疏中大肆吹嘘一番,怎么可能一字不提呢?至于夔东十三家武装尊奉永历朝廷,十三家首领人物和部将接受永历朝廷颁授的官爵,作为朝廷的象征和负责联络各部的“督师”
“阁部”
“部院”
和太监都由永历帝委任,有大量材料证明。
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必须剔除所谓以“韩主”
为首的“定武”
朝廷的谬说,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第三节 茅麓山战役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丧失了信心,先后率部向清朝投降。
其中最著名的如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今湖北恩施)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的降清。
当清军开始围剿夔东义师时,他还拒绝清方招降,回信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
,“不佞首阳饿夫耳,老此地云云”
[32],表示鉴于其兄王光恩无辜被杀,同清廷势不两立。
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却和永历朝廷任命的巡抚蒋尚膺一道带领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33]。
康熙三年(1664),永历朝廷委派联络夔东各支义师的最高官员总督部院毛寿登也屈膝降清[34]。
甚至原大顺军旧部高级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也觉得大势已去,在这年二月间带领部众向清军投降[35]。
这样,到康熙三年春天,原来的夔东十三家只剩下李来亨(永历朝廷封临国公)部仍然坚持于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区,以大无畏的气概抗击着三省清军和增援的满洲八旗兵共达十万之强敌。
清靖西将军穆里玛统兵到达茅麓山下后,自以为兵精将勇,为了收取全功贸然下令向山寨发起进攻。
李来亨指挥部众凭借山险予以迎头痛击,满洲兵坠崖落涧,伤亡惨重,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一等阿达哈哈番桑图、穆里玛的第三个儿子苏尔马都被击毙[36]。
穆里玛追悔莫及[37],改由汉族军队打前阵,满洲兵督战,实行长期围困。
满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区吃尽了苦头,直到凯旋京师以后仍然心有余悸。
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在书中写道:“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里玛率三省兵会剿。
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平其巢穴。
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
’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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