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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
“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
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
……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
[130]“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131]
四、对外贸易停顿。
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
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
，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
[132]的兴旺局面。
清初实行禁海特别是迁海政策以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
杜臻在奉派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时说过，“是役也，有当行之事四焉”
，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
[133]。
他在巡视途中经过澳门，又谈道，“禁海时番舶暂阻，澳人贫困。
康熙二十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
许之。
由是番舶复通”
。
由澳门进口的货物允许经陆路运到香山，朝廷派官员董其事。
可见，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
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
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
[134]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至多不过是在一段时间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
这种作茧自缚式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迁海政策加重了我国社会的闭塞性，人民的活动领域和地区都受到限制。
以海南岛为例，清代在这里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
由于岛的内陆五指山区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县反环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滨海，势不可迁”
。
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135]。
可以想象，在这种禁令下海南人民的活动范围是多么狭窄，给他们带来的困苦又是多么严重了。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
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曰开溪河，皆断而守之”
[136]。
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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