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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以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
[69]山东距离福建和台湾较远，迁界的规模和时间都比较有限。
1663年（康熙二年），山东总督祖泽溥疏言：“宁海州之黄岛等二十岛及蓬莱县之海洋岛，皆远居海中，游氛未靖，奸宄可虞，请暂移其民于内地”
，得到清廷的批准[70]。
到三年六月祖泽溥的疏中又说：“登、青、莱三府属海岛居民已归内地，其岛内地粮应豁免”
[71]，看来山东省所迁的只是海岛居民。
四年三月，清廷谕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
前山东巡抚周有德亦曾将民人无以资生具奏。
今应照该抚所请，令其捕鱼，以资生民。”
[72]所以，当时人认为清政府推行迁海政策“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
[73]。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发布《严禁通海敕谕》，其中说：“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
下文说“今滨海居民已经内迁，防御稽察亦属甚易”
，自康熙元年起如仍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
[74]。
这里说的从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贼兴贩者”
，实际上掩盖了越界一律处斩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离上，史籍中有说濒海三十里的[75]，有说四十里[76]、五十里[77]以至二三百里的[78]。
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谕陈言疏》中有，“顺治十八年奉旨沿海迁移三十里”
，又说，“迁界原奉旨三十里”
[79]。
洪若皋当时任职福建福宁道，他在疏中自称“沿海七百余里，悉臣管辖”
，由此可以断定清廷发布的迁海诏书中规定了以距海三十里为界。
实际上由于地势不同和奉行官员的任意专断，各地所立的边界距海里数并不一样。
洪若皋的疏中就说道，“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
。
下面这段记叙多少反映了当时划界的情况：
于是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
有司惧供亿之烦扰也，则采山之最高者设帷幕以俟。
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定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辄百余里云。
[80]
从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报告的情况来看，即使在同一个县内各处迁界的里数也不一致。
例如，广东的钦州边，“边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为织篱围村、鱼洪村；三十里者为黄屋屯、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鸡窝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旧关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长山村、埠头村、那畔村、料连村；及近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岭脚村等，皆移并，三年续迁，共豁田地四百七十一顷有奇”
。
又如福建的福清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万安所，七十里牛头寨，五十里泽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镇东卫，附海五里海口桥、上迳镇，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顷有奇”
[81]。
可见，那种认为各地迁界是一律后迁若干里的说法不够准确[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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