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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击败达素等统率进犯金、厦的清军以后，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
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
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犯者虽亲信无赦”
。
大将马信建议“立国之初，宜用宽典”
。
郑成功却坚持己见，回答道：“立国之初，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
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47]应当承认，郑成功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不得不严加督责，但在许多方面一意孤行，造成严重恶果。
史料记载：“以各社田土分水陆诸提镇，令各搬其家眷至东都居住，兵士俱令屯垦。
初至，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
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
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
[48]“正月，赐姓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
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
海上信息隔绝。”
[49]杨朝栋、祝敬用小斗散粮未必是私克入己，很可能是存粮不足，即便罪有应得，也不该牵及家小。
至于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则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
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本不足取。
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
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
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
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
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
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50]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
[51]。
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
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
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
不少史籍把郑成功说成是明朝的纯臣，对他和他的继承人存明朝“正朔”
三十余年津津乐道。
这种见解是比较肤浅的。
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懒，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团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
郑成功一贯的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
，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
，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郑“经承父例，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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