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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文从十二月初二日进攻重庆起，同清军激战了十二天，谭诣才率部前来，到达重庆城下后又不肯出头厮杀。
谭文、牟胜见他形迹可疑，进行诘问。
谭诣心中有鬼，即于十五日晚抢先下手刺杀谭文，随即派总兵冯景明到临江门下喊话，进城向清朝官员联系投降事宜。
当时，重庆城里的清军不多，求救的“羽书迭告”
。
清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庆危急的报告，十一月从保宁领援军起程，直到重庆解围，援军还只行至合川。
正是在川东明军源源到达，而增援清军尚在途中时，重庆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从天降。
清军守将重赏来使后，马上派人随同前往谭诣营中验视，证实谭文果然被杀。
立即同谭诣约定乘其他明军尚未得知真相之机，于次日“协力剿杀”
。
十六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谭文的部众和袁尽孝所统水师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
[63]。
明军水师大败顺流东撤，清军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渝。
十七日，谭弘在谭诣引导下向清军投降。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清廷封谭诣为向化侯、谭弘为慕义侯[64]。
由陆路进发的明军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65]。
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
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呼应不灵，完全谈不上配合作战了。
夔东明军进攻重庆之役虽由于谭诣、谭弘叛变致败，然而这一战役本身就说明夔东十三家大多数将领是坚决抗清的，也是顾全大局的。
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
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把这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放在关键位置上。
只有堵胤锡和刘文秀胸怀全局，主张重用十三家共图复明大业，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得志，空言无补。
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定国受马吉翔等人挑唆，没有采纳刘文秀遗表中的建议由滇入川，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作为永历朝廷后期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只想利用夔东明军进攻重庆减轻云、贵压力，却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会师。
如果定国主力由建昌、宜宾、乐山向重庆推进，谭诣、谭弘叛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西南两大系统的明军会合后兵力还相当强，整个战局的演变将会有所改观。
第三节 磨盘山战役
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统历闰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山高路险，“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
[66]。
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
首尾击之，敌尽矣”
[67]。
埋伏的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68]。
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
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69]，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
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
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
窦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鸣炮出战；二伏、三伏军也应声鸣炮，冲入敌军，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70]被击毙，明将窦名望等也战死[71]。
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听见号炮次序不对，知道情况有变化，派后军增援，终于击败吴三桂所统来追清军。
但因兵将损失严重，李定国决定离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令定朔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卒，自己率领主力前往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之勐定街，他书多讹作孟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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