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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七年（1668）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
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征灏请求袭封。
御史孟熊飞上疏说孙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劳。
我国家格外殊恩，授以义王显爵，及伊身死，已袭替二次。
……请将孙可望王爵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
。
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125]。
孙征灏死后，其子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
[126]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127]。
第六节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政局
孙可望的叛变，是南明政权内部又一次大动**。
孙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对永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交水之战和随后的扫除亲孙势力，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南明军队并没有多大损失。
平定内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不是好事。
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
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
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咸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128]。
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
的罪名降爵。
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
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
定国回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
[129]。
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功罪”
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无疑是欠妥的。
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
就历史渊源而言，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当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贡献。
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伤。
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
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
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
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
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130]。
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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