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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孙可望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刘文秀经营四川的规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观。
清朝吴三桂、李国翰部军队是在孙可望降清以后，才在顺治十五年（1658）由陕西汉中再度入川，会合李国英部南下。
若不发生孙可望的叛变，刘文秀有将近三年的时间经营四川，他绝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顺庆（今南充），东下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西南战局将是另一种情形。
尽管他在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诏率领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部镇守四川雅州地区，成绩是非常明显的。
李蕃记：“丁酉（永历十一年，1657）州守钱象坤。
是时高承恩驻雅，兵马聚集，几无有司之政。
田粮专上谷米豆草，不用民间钱粮，虽夫役征繁，而井里饱暖，民忘其劳焉。”
[70]直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入滇时，四川雅州、建昌地区仍在永历朝廷控制之下，这不仅说明刘文秀经营四川功不可没，也表明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之后，李定国多少显得心胸偏窄，以永历帝名义把刘文秀从贵阳召回，川、黔、湖南西部经略无人，加速了全线的崩溃。
第五节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
尽管永历帝和李定国为了使孙可望回心转意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对于孙可望来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首先，在西南的南明军队中他的兵力最强，不仅贵州全省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在云南留守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效忠于他。
其次，他以国主的名义总揽了永历朝廷的政务，已习惯于君临一切。
何况，他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一种自己本应位登九五的思想，因为他是张献忠这位大西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在1647年进入云南后以四将军之首得到献忠御营提督王尚礼和艾能奇部将冯双礼的支持登上了“盟主”
的地位；联明抗清后利用永历帝的招牌收编南明残兵溃将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
在当了几年实际的执政者之后，这时却要交出权力，听命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于过去的所作所为，永历帝、李定国乃至于刘文秀对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阂。
在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孙可望终于在一小撮亲信的策划下，决心诉诸武力，消灭昆明的异己势力。
谄附可望的文臣方于宣为他出谋划策说：“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
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
[71]孙可望果然在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二月，“封马进忠嘉定王、冯双鲤兴安王、张虎东昌侯，余大封有差”
[72]。
虽然他没有先正“大号”
，但封王之举已表明他鼓舞诸将打下昆明，为推翻永历朝廷，自己正式登基做准备了。
在公开举兵之前，双方都做了集结兵力的部署。
李定国旧属龙骧营总兵祁三升驻扎在四川，孙可望为了抓到这支军队，令三升率部赴贵州遵义镇守。
李定国也下令调三升赴滇。
祁三升对部将说：“国主、西府，旧主义均。
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73]诸将都表示赞同，于是祁三升拒绝接受孙可望使者传达的命令，率部向云南进发。
可望大怒，派兵追击，三升且战且走，辎重丢失殆尽，终于在1656年十月到达昆明。
永历帝深表嘉许，封其为咸宁伯[74]。
孙可望还派程万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旧标人马遣还贵州。
永历帝当即同意，提供夫役送出。
平心而论，永历帝和李定国等人对孙可望做到了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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