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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从维护抗清事业的大局而言，自然应当肯定。
然而，不能不看到李定国的原意是会合郑成功收复广东全省后再考虑移跸事宜（永历朝廷建立于广东肇庆，长期驻于广西，定国的意图很可能是会合郑成功、张名振以至鲁监国联名表请奉迎永历帝还驻两广的适当地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孙可望比较难于阻挡，参见处理“十八先生案”
时孙可望的奏疏）。
定国兵败新会，原来的计划破灭，只有凭借本部兵力冒险突入安龙，把永历君臣护送入滇。
这一重大措施虽侥幸成功，但是李定国部主力经贵州转入云南，他长期经营的广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
顺治十三年二月清两广总督李率泰奏报，清方利用定国主力转移，广西明军势单力薄的机会，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统领广东兵马会合湖南（经略洪承畴部）、广西（原定藩缐国安部）官兵迅速向广西推进。
这年（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县，守浔州府的明仁安将军李承爵、管领水师阳春伯李先芳自知兵力不敌，初七日主动撤退，初十日清军占领浔州府。
十五日，广东清军进至贵县，与广西提督缐国安、经略洪承畴下总兵南一魁、张国柱部会合继续西进，十八日抵横州，明将高文贵、李承爵、施尚义、李先芳不战而退。
二月初四日，清军占领南宁府；初九日广西左翼总兵马雄部追至濑湍，明阳春伯李先芳被俘。
广西大部分州县都被清军占领[49]。
后来，在平定了孙可望的叛变后，李定国虽曾命保康侯贺九义率军收复南宁，贺九义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派部将阎维龙、曹延生等度东收横州，终因兵力不足，再度放弃该州。
不久，因大局逆转，贺九义奉命领兵回滇[50]，南明被迫放弃广西大部州县。
因为孙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
就后果而言，首先是永历朝廷同广东义师的联络被切断，闽浙沿海抗清武装经海路入粤的通道也极难利用，形成东西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格局。
其次，广西大部分州县的易手，为清方后来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制造了更有利的态势。
由此可见，孙可望的专横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
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
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朱由榔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54]。
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
因为李定国、刘文秀同自己一样曾是张献忠的养子，是大西军四大将领之一，地位原来就差不多，在将士中有很高的威信。
永历帝被软禁于安龙时，朝廷军国大事实际上由他这位“监国”
秦王一手握定。
这时情况大为改观，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权不由己。
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呢，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
威权公开决裂呢？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朝廷迁入昆明的初期，着眼于大局，给孙可望留有相当多的余地。
具体表现在：一、永历皇帝并没有住进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二、朝廷虽已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一字王，对孙可望“不臣之心”
却未加任何指责（上引留中的奏疏虽说可望“失人臣礼”
，仍用了“奉孙可望出楚”
的尊称字样），这显然是表示孙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给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部将加官晋爵，毫无歧视之意。
为了争取孙可望，稳定西南政局，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
临行前，朱由榔各赐金篦一枚，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两藩复敦相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
卿等功名垂竹帛矣。”
[55]白文选、张虎到达贵阳入见可望，可望不仅毫无悛改之意，反而责怪文选、张虎不该擅自接受永历帝的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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