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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
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能觊此哉！
故杨畏知之赍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
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据《爝火录》记载，早在1652年（永历六年）五月，孙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
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
[26]
孙可望的专横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只看到永历帝自南宁失守以后既没有兵，也没有地，不得不迁入他所指定的安龙。
好比元末群雄纷争之际，朱元璋领兵把龙凤皇帝韩林儿迎至滁州安置一样，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自己裁决，发布诏令时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表面上挂个“大宋”
国号，暂时保留龙凤年号罢了。
孙可望发布的诏书常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
，颇为相似。
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
，同刘基的“天命自有在”
也如出一辙。
然而，孙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势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元末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瓦解时期，而清初则是满洲贵族勃兴的时期。
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孙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须以复明为号召，复明就必须遵奉永历朝廷。
孙可望说：“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把永历帝贬得一钱不值，这完全不是事实。
即以孙可望赖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军来说，李定国就宁愿站在永历帝一边，而不愿受孙可望的颐指气使；何况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夔东以原大顺军为主的抗清武装以及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绝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盟主。
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第三节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
李定国，陕西绥德人[27]，生年不详[28]，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贰，战功卓越。
1653—1654年他两次进攻广东的时候，永历帝在孙可望的逼胁下，处境非常困难，一再派使者携带密诏让李定国领兵迎驾。
李定国深知永历朝廷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抗清事业的成败，他的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这样既可以扩大南明控制区，又可以借助郑成功、张名振等闽、浙沿海拥明实力派扼制孙可望。
李定国给郑成功的信中说道：“圣跸艰危，不可言喻。
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
[29]永历朝廷当时僻处安龙，所谓“艰危”
显然不是来自清方，定国信中作如是语，正是指望联合郑成功等共扶永历。
1654年冬，新会之战定国大败，撤至广西南宁休整士马。
联合“东勋”
共扶明室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有凭借本部兵力亲赴安龙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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