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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计边镇、内地选调将兵共一万一千有零”
，将领有虾（侍卫）张大元、马豹子（即王辅臣），正黄旗下李本深、刘忠，各饶营总兵刘芳名、高第、胡茂祯，副将王平、高谦、高万里、张鹏程、李荣、张洪德、张国勋、刘应杰、范绍祖等，“镶黄旗下替职闲官白广恩老病，不能领兵，止随臣军前为招抚榜样”
[8]。
不久，清廷考虑到在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位居王爵，不便交洪承畴节制，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内三院传旨：“广东贼势溃散，地方渐平，且去湖南辽远，应专任两王（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该督抚料理。
江西切近湖南，一应用官调兵事宜时有关涉，袁州、吉安一带余贼未清，应抚辑剿御，着经略辅臣洪承畴兼理，敕印即与换给。
尔内院传谕该部遵行。”
[9]洪承畴在八月十四日行至山东武城县郑家口接到新颁敕谕一道、银方印一颗，即将闰六月初八日原任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敕谕、银印交使者缴回[10]。
敕谕中说：“兹以湖南江户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远，声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时复煽惑蠢动，渐及湖南，以致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
朕承天爱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
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
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
兹特命卿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
敕谕中授予洪承畴相当大的权力：“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悉听节制，兵马粮饷悉听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
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
……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
功成之日，优加爵赏。
候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想。”
[11]很明显，清廷的再次起用洪承畴是在满洲和亲信辽东将领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为了征服南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这次抽调的兵将大体上是清军入关以后投降的明朝和大顺军旧部，如李本深是高杰的部将，刘忠在大顺政权中曾被封为平南伯。
洪承畴在调兵遣将准备就绪后，又以识途老马的姿态上路了。
第三节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活动
1651—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至六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原大西军出滇抗清，占领贵州全省，在广西、湖南、四川战场上大显声威。
清廷统治者自进关以来从未受到这样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于是，为了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
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
在清廷统治者看来，郑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是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的目的。
早在1652年（顺治九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内就提出了招抚郑成功的建议。
其中写道：“成功等做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
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
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若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
至于颁敕往谕，未宜轻率。
应赐督臣密敕一道，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
彼果真心投顺，欲得朝廷敕书，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颇为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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