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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监国和他的部将在舟山失守后，士气大为低落，尽管他们的兵力还相当可观，但是基地的丧失带来了粮饷、住房的困难；亲属的被俘杀又在心理上造成难以言喻的隐痛。
在海上漂泊无定的生活导致了部分将领对前途失望，都督静洋将军张英，都督挂印总兵阮述、阮玉，新袭**胡侯阮美（即阮进之弟）[31]，都督总兵阮捷、魏宾等先后赴福建闽安向清方投降[32]。
张名振带领其他兵将保护鲁监国乘船来到海坛岛，这里已属于郑成功据守的范围。
郑成功原是尊奉隆武帝，后来遥奉永历帝，一直不承认鲁监国的正统地位。
朱以海和拥戴他的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义伯阮骏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脚、没有自己的地盘的情况下，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是迫不得已的。
1652年（顺治九年、鲁监国七年、永历六年）正月，郑成功同意鲁监国朱以海和部众进驻厦门，随行的有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曹从龙，太常寺卿任廷贵，太仆卿沈光文，副使马星、俞图南，少司马兼大理寺卿蔡应昌、任颖眉，兵部主事傅启芳、钱肃遴、陈荩卿、张斌卿、叶时茂、林泌，侍读崔相，中书丘子章，赐蟒玉侍郎张冲符，行人张吉生、张伯玉，总兵张之先等，锦衣卫杨灿，内官陈进忠、刘玉、张晋、李国辅、刘文俊数人而已”
[33]。
由于郑成功不承认鲁监国政权，见面礼节成了问题。
郑成功同幕僚人士冯澄世、潘庚钟等商议后，决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份出面接待。
这意味着把朱以海当作明朝宗藩，只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给予优遇，不让他作为恢复明朝的正统象征[34]。
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门居住。
鲁监国和他的文武官员、随从军队南下福建厦门、金门地区之后，同郑成功的关系是南明史上一个比较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文献的记载由于有的出自亲郑文人笔下，有的出自拥鲁官员的描写，在口径上往往出现很大的差异。
就实际情况而言，鲁监国和郑成功都是自成系统的抗清复明势力，谈不上谁管辖谁。
舟山失守后，鲁监国为首的官员和军队没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郑成功的控制区，本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
张名振在这年年底给朱之瑜的信中说：“别后狡虏窥关（指定关，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胡以轻敌阵亡，虏骑遂得飞渡。
不佞直指吴淞，幸获全捷，而孤城（指舟山城）援绝，死守十日，竟为所破。
不佞阖门自焚，而全城被僇矣！
奈败军之余，尚思卷土，但虑势力单弱，遂扬帆南下。
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殷殷。
近在整顿军营，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35]张名振是鲁监国政权的主要将领，他的这封书信不仅对舟山失利做了准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借居金、厦以后，他和同事们正在“整顿军营”
，准备卷土重来，将于次年三四月间收复舟山群岛。
但是，郑成功另有考虑，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
“宾客”
，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
张煌言和曹从龙都是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后来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回忆道：“岁在壬辰（1652年，顺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即厦门），云霖俨然在焉，欢然道故。
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
[36]这恍如复明志士在清统治区内的境遇，国姓爷对鲁监国诸臣监视之严可想而知。
对于鲁监国的将领，郑成功一方面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如派张名振管水师前军，周鹤芝管水师后军，阮骏任水师前镇。
亲郑史籍如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根本不提鲁监国，在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下直书：“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毅伯阮骏等自舟山来归，俱授水师镇。”
不少史学论著受这种影响，误以为鲁监国的兵将南下金、厦之后，都变成了郑成功的部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应当说有一部分兵将转入了郑成功藩下，而以张名振为首的大多数鲁监国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统。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双方都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三月，朱以海决定放弃监国名义，派使者上表给永历朝廷[37]。
这就是张煌言所说：“适滇黔之拥戴，是用归藩。”
[38]在共戴永历的旗帜下，唐、鲁之争基本上化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郑成功同永历朝廷的若即若离。
鲁监国政权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徐孚远等人在内心里比郑成功更效忠于永历帝，只是由于关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较单薄，处境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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