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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
[150]。
他们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可望。
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
连原大西军领导人物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
例如，朱由榔刚迁到安龙的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恭候万安，并进银币，食物值可万计。
可望闻而益恶之”
[151]。
又如，李定国攻克桂林，“报捷于安龙行在。
帝以玺书劳慰，极其称奖。
孙可望知之，以为捷不报己而报帝，深恨之”
[152]。
定国桂林之捷不仅向孙可望做了报告，献俘也是解往贵阳，不能说是“不报己而报帝”
，但定国派使者赴安龙向永历帝奏捷大概确有其事。
孙可望却认为所有军国重事都应由自己一手握定，视永历帝与大将之间文书往来为大忌，足见其心胸偏窄。
[1] 见《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2] 1980年载于《清史论丛》第二辑的拙文《论清初社会矛盾》讲到大顺军联明抗清时误将何腾蛟、堵胤锡写作“何腾蛟、瞿式耜”
，谨于此附带更正。
[3]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4] 冯甦《滇考》卷下。
[5]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6]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
三山何是非印甫集《风倒梧桐记》卷二所记文字稍有不同，如扫除作“剪除”
之类。
《明季南略》卷十四所载个别文字有讹。
[7] 孙可望派出使者在顺治六年（1649）二月，见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卷二《沿革》。
[8]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9]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九，金堡力争拒封原疏见《岭海焚余》所收《论真封疏》。
[10]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见《藏山阁文存》卷四。
[11] 沈佳《存信编》卷二；《爝火录》卷十九。
[1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吴贞毓传》记：“胡钦华辇金粟入行在，赂化澄及诸部科，为孙可望请封秦王，总理天下。
贞毓为之主，严起恒执不从。
贞毓乃密具启称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为一册，起恒为首；其尽心倾戴者为一册，己为首。
其后可望遂怒杀起恒等二十余人。
胡钦华劾瞿式耜老奸误国，王化澄调严旨切责张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烨，以坏桂林，皆贞毓嗾之也。”
[13] 钱秉镫《上政府滇封三议》。
[14] 《滇缅录》记：“封可望景国公，赐名安臣。
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复诛者，复改名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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