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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安置李、于二部于松滋县百里洲,由于未给粮饷,李占春于十四日夜间抛弃妻子部众,入山当了一段时间和尚,后来又在清朝招徕下出任过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92]。
此外,据守万县一带的谭文、谭诣、谭弘,夔东一带的王光兴、王友进、刘体纯、塔天宝等都“扼险自守,差人申好”
[93]。
这样,刘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割据自雄的大小军阀被消灭或收编,同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了联系,把四川大部分地区经营成了比较稳定的抗清基地。
时人杨鸿基对大西军入川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
适至孙可望自滇据黔,辛卯(1651,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遣兵逼遵(义);刘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杨景星(按,当作杨璟新,杨展之子)奔投保宁;下兵犍为,擒袁韬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东下,余大海(当作于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谭、(侯)天锡之辈或降或遁。
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
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弭,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94]
可见,大西军的再度入川给当地残存百姓带来了生机,让他们有可能重整家园,逐步恢复社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
孙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凭借武力收编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是完全正义的。
不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扫掉,大西军就不可能进入抗清前线,南明的残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抗清基地。
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加以整顿,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
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札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
[95],可望令蒋克远会冯双礼安抚人民,招徕商贾。
又“令所属文武呈缴滥札,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
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
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
[96],从而**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污泥浊水,改善了吏治。
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
有的史籍记载,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平溪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
[97]。
在四川綦江县也“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
,并委任贵州拔贡张师素为知县,张到任时见城内“荆榛满目”
,乃“招抚遗黎,殷勤保爱”
。
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
。
[98]为了活跃经济,互通有无,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99],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
[100]。
从一些史料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如在施秉“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
[101]。
“庚寅(1650,顺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名器械银五十余两,不敢不从。
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
[102]。
这类材料除了反映当时用兵之际军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赋税以外,也表明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恢复。
经过孙可望大刀阔斧的整顿,贵州的面貌为之一新,史载:
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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