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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与尔等全无干涉”
，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56]。
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
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
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
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危在旦夕。
多尔衮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
在谕旨中说：“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不从；予兹躬临，可欢然来顺。
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
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尔姜瓖诸罪悉与赦免。
谕到可即出降，自恩养如故。
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城官民也。
予来尔不归顺，则再无生路矣。
予言一出，脱有反复，天下之人谁复信之？”
[57]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
，然而不仅“未蒙升赏”
，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极。
且选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盖难堪。
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
动辄欲行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守死？”
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
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
[58]。
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
含义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
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
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59]。
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60]。
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到1649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
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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