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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反正之后很短时间里，湖北、安徽反清浪潮的高涨，说明金声桓、王得仁以主力出兵北上，在长江中下游会合各地义师共图恢复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尽管由于柳同春逃往南京告警，清方已有戒备，不可能假冒清兵旗号偷袭南京，但是，金、王主力北进可以同武昌至南京之间的广阔地区内复明势力连成一片，对清朝对南方的统治必然构成极大的威胁，清廷由北京遣发的援军也不可能顺利进入江西。
清廷在接到江西叛变和湖广、南京的告急文书后，深知江南兵力有限，迅速采取对策，调兵遣将。
三月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派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降将刘良佐带领满、汉、蒙兵马从北京赶赴江西，镇压金声桓、王得仁起义[51]。
同时，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领兵由江宁（南京）溯江而上，在安庆府（今安徽省安庆市）同谭泰军会合[52]。
为了防止反正的明军占领湖北，又命令正在湖南作战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撤回汉阳地区。
战局的这一变化，对南明无疑非常有利。
然而，永历朝廷虚有其名，无人统筹全局做出相应的决策，各地实力派自行其是。
江西的金声桓、湖南的何腾蛟都缺乏战略眼光，没有抓住有利时机，互相配合，赶在清廷援军到达以前迅速收复失地，扩大辖区和政治影响。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江西反正后紧接而来的是李成栋的叛清归明（见下节），龟缩于赣州等少数城池的清军只能固守待援或观风察势，不足以对反正明军构成重大威胁。
王得仁部前锋在二月间已经占领了广济、黄梅、湖口、彭泽，控制了九江东西航道，如果金声桓率领主力接应，既可以扼守广济阻击湖广来犯之敌，顺长江东下攻取安徽、江苏；也可以扼守彭泽小孤山一带，阻击由南京而来之敌，抢在孔有德等三王未返汉阳之前（三王兵在四月间才由湖南撤到汉阳）进攻该地。
可是，王得仁的使者到达南昌后，金声桓召集亲信官幕商讨大举出兵东下南京的方案，参加会议的人多数都表示赞成，说：“此上策也。
若西取武汉，连衡郧襄，与湖南何氏（指何腾蛟）鼎足相投，此为中策。
万一不然，攻城破邑，所过不留，重为流寇，此出下策。
虽然，审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
待永历帅六师，堂堂正正而后北伐，清兵猝至，婴城自守，则无策也。”
[53]“总督”
黄人龙却力排众议，断言“三策皆非也。
不闻宁王之事乎？赣州高氏（指高进库）在彼”
。
金声桓一介武夫不知史事，愕然询问详情，人龙说：“昔者明有宁王名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赣州巡抚王守仁所擒也。”
[54]黄人龙的危言耸听使金声桓顿时改变了主意，决策调回王得仁军，并在三月上旬亲自率领主力南下进攻赣州[55]。
三月二十三日，清江宁（今南京）同知赵廷臣派船到江西彭泽侦探，发现金、王所设官员已经撤退，只在小姑山（即小孤山）两岸留有少数军队布防[56]。
这一关系匪浅的决策无疑犯下严重错误。
当年宁王朱宸濠起兵时的情形与此时并不一样。
首先，宸濠是以明朝藩王的身份以南昌一城之地反叛朝廷；金声桓则是反清归明，南明力量虽弱毕竟还有一隅之地和相当的政治影响。
其次，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很难同王守仁类比，他们原先是明朝中级武将或臣民，既可以投机降清也可以投机归明。
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反清两个多月后，广东李成栋也加入了反清复明的行列，整个两广各府县都转入南明之手，南赣巡抚、总兵兼辖的湖南郴州、桂阳又处于南明督师何腾蛟控制之下，刘武元等仅以一镇兵力根本不可能离开巢穴赣州北攻南昌；何况王守仁起兵平定宸濠时得到了吉安知府伍文定的大力支持，而这时地处江西中部的吉安重镇已倒向金声桓。
稍假时日，赣州孤城很可能自动倒戈。
正如钱秉镫《盱江感事》诗中所云：“中兴时异承平计，误拟文成据上游。”
[57]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了惨败。
三月十六日，金声桓亲自统领大军“二十余万水陆并进，直犯赣界”
，十九日进抵赣州城下。
攻城之前曾多次进行招降，对高进库等将领许以加封官爵。
这里顺便说一下，南明人士所撰史著中常常过分夸大了高进库的作用，把他说成据守赣州的清军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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