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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郑氏为敌。
史学论著里对施、郑交恶叙述颇多，这是因为他们是明清双方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和台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个人物。
个人的恩怨有时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
本书无意于纠缠一些细节问题，只想就大的方面分析一下这两位先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分道扬镳的关键。
施琅的一生证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虽不能说他缺乏政治主见，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总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置于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许可以说“士为知己者用”
是他信奉的行为准则。
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无论在明朝还是在清朝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口吐不满。
然而，却从来没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在于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后来康熙皇帝对施琅就是恩威并用，深得御将之道。
郑成功一直坚持抗清，这同施琅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有很大的区别。
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的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统帅人物必需的全局观念。
施琅叛逃之后，又株连到他的父亲和兄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
郑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动起家，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
郑成功处置失当，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确实是关系匪浅的。
[1] 顺治六年三月福建巡按霍达为查参泉属失城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十六至十七页。
按，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把廉彪写作廉郎、折光秋写作祁光秋，职务均作游击，稍误。
[2] 《台湾外纪》卷三，第八十八页。
[3]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二，原文为“改封施福延平伯，杨仍回闽恢剿”
。
“杨”
字当系“敕”
字之误。
[4] 施德馨《襄壮公传》，见《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十四页。
[5] 据前引霍达顺治六年三月揭帖清军攻破同安为八月二十六日。
[6] 云霄战役的经过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杨英《先王实录》；又见清福建总督陈锦顺治七年正月“为塘报海寇突陷云霄，官兵旋已恢复事”
揭帖（收入《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
江日升《台湾外纪》记于顺治五年（1648），误。
[7] 郑亦邹《郑成功传》。
该书认为在郑军中教以骑射，制定骑兵作战纪律“割马耳者同首功，杀马如屠，自起凤（俸）始”
。
[8]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9]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
[10] 《台湾外纪》记于顺治六年三月。
[11] 杨英《先王实录》。
“参军藩”
下脱二字，陈碧笙先生校云为庚钟，则藩字当为潘字之误。
[12] 许龙等同郑芝龙一样带有浓厚的海盗色彩，他们的存在影响了郑氏家族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
张礼因兵力不敌投降郑成功，被郑鸿逵沉入海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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