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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
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光。
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
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
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6]。
见面之后，博洛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
欢饮三天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
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穴，随身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
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
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
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俊字），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
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
’每人一卒守之。
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
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
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
’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
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
[7]。
“神龙失埶，与蚯蚓同”
，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鱼。
郑芝龙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
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
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唯清朝之命是听。
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8]这样，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
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9]。
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
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
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
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
彼言岂可信乎？”
[10]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11]。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
的牌札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
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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