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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士英的末路，诸书记载差异极大。
大抵倾向于东林党的人都说他同阮大铖一道投降了清朝，清军追杀隆武帝时在缴获的文书中发现了他降清后给明方的表文，因而处斩。
借以证明马士英先为奸臣，继为叛贼，死有余辜[44]。
然而，根据比较可信的材料，马士英并没有降清。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
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
[45]。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载，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披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
。
时人所作《吴城日记》记同年“八月中，闻吴日生、马士英旨下俱论斩讫”
[46]。
按时间推算，二书完全符合。
当时芜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马文》，开头就说“丙戌长至（指冬至）之后二日，近故降大司马阮公之丧至自浙东”
，下文云：“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恶迹补过盖愆。
天夺其魄，委贽后方糜烂以死，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共荣名，天实为之也。”
[47]可见，沈士柱在当年冬天即已知马士英不屈遇害，晚节“荣名”
。
在马士英之前殉难的夏允彝论及马士英时稍有恕辞，在马士英之后死难的沈士柱也不掩没其晚节。
黄宗羲却一笔抹杀：“今古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
[48]平心而论，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时毫无作为，弘光垮台后他投奔鲁监国和隆武帝，招来的是一片讨伐声。
王思任写的“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
一语脍炙人口，就是直接针对马士英的，责令他盂水自裁。
张岱以鲁藩旧臣的身份上疏鲁监国，“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
马士英，“疏入，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
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
令士英统兵汛地，协守钱塘”
[49]。
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50]，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
清方档案证明，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51]。
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52]。
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艰难时，转入清方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
自居，既不能见危授命，也大可不必那样义形于色地痛斥“奸臣”
马士英以显示自己才是正人君子。
在这方面，张岱还有点自知之明，《自题小像》一文云：“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
[53]本书讲的是南明史事，不涉及张岱、黄宗羲等人的文学、学术著作在历史上的贡献。
同样，也无意于为马士英当国时期的昏庸辩解。
只是由于黄宗羲等人往往出于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实，甚至造谣生事[54]，在当时既加剧了南明内部的纷争，对后来的史家又造成了许多人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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