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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统兵东下主要是避免同李自成率领南下的大顺军作战，假借伪太子“密诏”
赴南京“救驾”
显然是一派谎言，离开武昌时就大肆屠戮，对弘光朝廷任命的巡抚、总督等方面大员任意拘留，心目中既无朝廷，也无百姓。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抵太平府。
[57]
弘光朝廷接到上游督、抚、镇臣关于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
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当涂，辖芜湖、繁昌等县），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
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
弘光帝也认为江北兵马不宜调离汛地太多，回答道：“刘良佐兵还宜留江北防守。”
马士英唯恐左兵至京，自己身家性命难保，气急败坏地指着姚思孝等人大骂：“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
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
宁死北，无死逆。”
[58]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59]。
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
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担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
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60]。
南京城中的情况也颇为微妙。
在左部叛军进逼池州，清兵大举南下的危急关头，弘光帝发出了“上游急，则赴上游；敌急，则御敌”
的旨意[61]，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马士英、阮大铖也明白无论集中兵力对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险。
因此，他们暗中已做了拥兵出逃的准备，马士英事先任命其次子马銮为京营总兵，以贵州兵为主掌握了一部分亲信部队；兵部尚书阮大铖也“昼夜以兵环卫其私室，控弦被铠，厢房书室中暗为衷甲”
[62]。
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见大臣时，武英殿大学士王铎竟然认为马、阮组织抵御左兵不力，请求让他自己“领兵视师上江以遏左兵重敌”
。
由于“士英不肯谢此兵柄，迟之又二日矣”
，王铎急不可耐，又在十六日上疏说：“臣察得金山一带西至龙潭，兵不满七百，枢臣饰以为数十万，此何时尚以此固宠诳君欤？”
接着说：“时不能持久，使左之众兵得乘胜顺流而下，吾无类矣。
今皇上以本兵（兵部尚书）印纛授臣，臣勉竭死力西上，以当其势，以报朝廷。”
[63]然而，一贯拥兵自重的马士英和自诩知兵的阮大铖岂肯把兵权拱手让人？王铎的自告奋勇也就不了了之。
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
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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