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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记，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门内，各泣下”
[33]。
当时迎接太后的场面相当大，文武百官朝见的很多。
后来弘光帝与邹太后由南京出逃时本是一路，途经溧水遭乱兵阻截才各奔东西（详情见下文）。
邹太后到达杭州后朝见过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现另一种谣言说邹太后是马士英的母亲冒充的，这种谣言不值一驳，却证明太后春秋已高。
黄宗羲、林时对等人对弘光母子极尽诬蔑之能事，绝不仅是“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而是在南明政权肇建伊始之时反对福藩继统的一股暗流不择手段展开的政治斗争。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做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
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
而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
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34]杨凤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
，“盖阮大铖欲尽杀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
造言污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
’甚疾之之词尔。”
[35]杨氏的基本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类谣诼蜂起乃“诸君子追憾其事”
，恐怕未必。
因为抓住伪太子、“童妃”
案大闹是在弘光在位时期，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
马士英、阮大铖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做后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关系。
杨凤苞还说：“明末南都之亡，亡于左良玉之内犯。”
[36]左良玉的兴兵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
“清君侧”
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上面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上党争的激烈情况。
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
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第二节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弘光朝廷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是“联虏平寇”
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
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
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回到南京，除了掩盖自己暗中降清的种种无耻行径以外，也报告了北使的失败。
史可法在奏疏中说：“向所望者，和议获成，我因合敌之力以图贼，而遂其复仇雪耻之举。
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议已断断无成矣。
向以全力图寇而不足者，今复分以御敌矣。”
“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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