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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
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
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
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本书特三致意焉。
第三节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
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
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
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然而，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雄才大略的御将之材，勋臣地位虽高，仍不足以对朝廷构成威胁。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直至崇祯年间沿袭未改，武将拥兵自重虽已显露端倪，但迄于明朝北廷覆亡，除了崇祯帝有意包庇的左良玉以外，将领们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
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
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
弘光既立，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以败军之将坐收“定策”
之功，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
五月初八日他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
的启本中说：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
即六朝之弱，犹争雄于徐、泗、颍、寿之间，其不宜画江而守明矣。
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鼓锐而前，再图进取。
臣以为当酌地利，急设四藩。
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
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
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
如恢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
……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黄得功、总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优以礼数，为我藩屏，听督臣（指马士英）察酌，应驻地方，相机固守。
江北之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
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
左良玉恢复楚疆，应照黄得功进侯。
马士英合诸镇之功，爵赏似难异同。
卢九德事同一体，听司礼监察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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