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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
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
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
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
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
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
[97];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98]。
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
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
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
多尔衮欣然同意。
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102],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103],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
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
[104]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
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
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
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
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
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
[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
[106]清廷于十一月将唐通由定西伯加封为定西侯。
[107]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葭州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
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108]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
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
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当一面。
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致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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