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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
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
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
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72]。
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
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杨士聪在一封信中就说：“弟联?南来缙绅不下百余人”
；“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
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
[73]，其他先后南窜的官员为数当更多。
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着矣。
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
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
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
，“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74]。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
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
而大兴“顺案”
，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
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
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75]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
[76]。
“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77]。
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78]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
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79]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
，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80]。
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81]。
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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