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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冬，东北大发展计划正如火如荼推进，移民浪潮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大规模的基建、运输、开垦任务仍面临人手缺口。
此时，李辰將目光投向了战爭中俘获的数万日军俘虏与滯留在东北的几十万小日本侨民——这些人大多接受过小学教育，具备基础文化素养，相较於纯粹的体力劳工，他们能更快掌握机械操作、工程测绘等技能，是推动东北建设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为最大化利用这一人力储备，李辰推出“劳动改造+工分激励”
政策，除枪决罪大恶极的战犯外，其余俘虏与侨民全部投入东北建设，在军队看管与利益驱动下，他们从负隅顽抗的敌人，逐渐转变为建设东北的重要力量，更成为李辰日后掌控日本的隱秘棋子。
“对俘虏和侨民，要区別对待——手上沾满华夏人民鲜血的战犯，绝不姑息；普通士兵与侨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
李辰在东北军政委员会上明確了处理原则。
首先，军政委员会联合情报部门，对所有日军俘虏与日本侨民进行全面筛查：通过审讯俘虏、走访受害民眾、核查偽满档案，甄別出23000余名参与918、731惨案等暴行的战犯，以及双手沾满鲜血的军官，这些人被公开审判后执行枪决，既告慰了遇难同胞，也震慑了其余人员。
对於剩余的数万日军俘虏（含锦州战役俘获的1万余名第四师团士兵）与30万日本侨民，李辰採取“集中看管+思想引导”
的管控模式。
他们被分押在20个劳动营，每个劳动营配备一个营的守军，营地外围设置铁丝网与岗楼，內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按时作息、集体劳动。
同时，营地內张贴標语“劳动赎罪，共建家园”
，发放中文教材与东北建设宣传册，组织他们学习中文与劳动技能，告知他们只要积极劳动，就能获得相应报酬，战爭结束后可返回日本。
起初，部分俘虏仍抱有牴触情绪，有人试图逃跑，有人消极怠工。
但在严厉的看管（挨鞭子）与实际利益的诱惑下，牴触情绪逐渐消解：逃跑者被抓获后，会被处以加倍劳动的惩罚，且扣除当月工分；而积极劳动者不仅能获得充足的口粮，还能通过工分兑换香菸、衣物等物资。
更重要的是，李辰承诺，战爭结束后，他们可携带劳动积累的財富回国，这让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安稳生活的俘虏与侨民看到了希望，逐渐放弃了顽抗念头，转而专注於劳动。
这些俘虏与侨民的文化优势很快显现——他们大多能读写，学习机械操作、工程图纸的速度远超普通劳工。
在红警工程师的指导下，仅用半个月，就有数千人掌握了卡车驾驶、挖掘机操作、拖拉机耕种等技能；部分有技术背景的侨民，甚至能协助维修工业设备、绘製基建图纸，成为劳动营中的“技术骨干”
。
根据俘虏与侨民的技能特长，李辰对他们进行了精准的劳动分配，让每一份人力都能发挥最大价值，全方位助力东北的基建、农业与运输体系建设。
东北的铁路、公路网亟需修復与拓展，大量物资需要从港口、工厂运往建设工地与移民安置点。
於是，5万余名俘虏与侨民被分配到运输队，驾驶李辰提供的卡车、火车，承担物资运输任务。
他们每天驾驶著满载钢材、水泥、粮食的卡车，行驶在刚刚修復的公路上，从大连港到瀋阳工业区，从长春到松辽平原的移民安置点，形成了一条条繁忙的运输线。
这些俘虏司机虽起初对华夏路况不熟，但凭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学习能力，很快適应了运输任务。
他们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时按点完成运输，事故率远低於预期。
为保障运输安全，军队派遣士兵隨车押运，既负责看管，也协助处理路况问题。
到1942年，东北的运输队伍中，日军俘虏与侨民驾驶的卡车占比达40%，累计运输物资超过5000万吨，为工业项目与移民安置提供了坚实的物流支撑。
东北的基建工程（修桥铺路、兴修水利、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6万余名俘虏与侨民被投入其中。
他们操作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设备，开挖地基、修建公路与铁路；在辽河、松花江沿岸，他们参与修建水库与灌溉渠，仅用三年时间，就建成了10座大型水库、500公里灌溉渠，解决了松辽平原的灌溉与防洪问题。
在瀋阳、长春等城市的扩建工程中，日本侨民中的建筑工人与工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协助红警工程师绘製建筑图纸，指导劳工搭建厂房、住宅，甚至参与设计了瀋阳工业大学的部分教学楼。
这些基建工程不仅改善了东北的基础设施，更让俘虏与侨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当他们看到自己修建的公路通车、水库蓄水时，牴触情绪进一步淡化，劳动积极性显著提升。
松辽平原与三江平原的大量荒地亟待开垦，3万余名俘虏与侨民被分配到农业垦区，驾驶拖拉机开垦荒地、耕种庄稼。
他们接受了短期农业技术培训后，便驾驶著李辰提供的拖拉机，每天开垦荒地数百亩。
这些拖拉机手大多具备基础机械知识，能自行处理简单的故障，开垦效率极高——仅1940年一年，他们就开垦荒地1000万亩，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为东北“粮仓”
的建成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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