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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自称“自由人”
“第三种人”
的胡秋原、苏汶（即杜衡）连续发表文章，强调超阶级非功利的“文艺自由论”
，指责左翼文艺运动“左而不作”
。
10月10日，鲁迅作《论“第三种人”
》，11月同时发表在《文化月刊》和《现代》杂志上。
鲁迅指出社会现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压迫的事实，指出左翼文坛就正在受着“压迫，禁锢，杀戮”
；即便自己想做或自以为是“自由人”
“第三种人”
，事实上是做不成的，是超不出阶级的。
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11月27日，在北师大的讲演中，鲁迅再论了“第三种人”
。
鲁迅讲道：三四年前，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于是发生了斗争。
皮鞋先生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
“第三种人”
说，文学是“镜子”
，没有阶级性，其实不对。
就说“镜子”
吧，它所照的也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
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每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阶级呢？
在论争中，鲁迅坚持和注重的是说理，以理服人，坚决反对涂成吓人鬼脸的恶劣倾向。
也是在这个月内，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讽刺“自由人”
，但诗中充满“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成剖开的西瓜”
之类的辱骂和恐吓。
鲁迅当即给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文学月报》主编周扬写信，严肃批评这种恶劣文风，强调“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
鲁迅认为，真正的本领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
这封信，周扬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为题，发表在12月份的《文学月报》上。
编者按语认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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