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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我们不断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
“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具有。
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
1922年2月12日，最后的“大团圆”
刊出，在一片议论声中，周作人出面在3月19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顺便声明“巴人”
就是鲁迅。
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
。
自1925年后《阿Q正传》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译本，被国际关注
阿Q形象产生的社会效应，与鲁迅自述的创作初衷——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写出在他眼里的中国的人生，暴露出国民的弱点——完全吻合。
为了将创作思想“发挥得更强烈”
，使作品的力量更集中，在写法上有意弱化具体真切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而以数十年来对国民性的思考作为意象性凝聚点，以意念的逻辑，传记式的结构，连缀人物生活的片断，形成人生命运与精神状态的生动流程。
鲁迅没有在布局上费心用力，功力集中体现在他所创造的片断情节的丰富内涵中。
这方法的妙处，正是鲁迅所希望的“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
任何人读阿Q都会笑，先是笑阿Q，到头来是“笑自己！”
——自己拷问自己的灵魂！
于是，阿Q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了。
于是，世界文学形象画廊中一个活生生的精神形象永生了。
他以人人无可逃避的、由以往的文化造成的“非人”
的文化人格，以社会革命都难以改造的愚昧的精神状态，以可笑、可怜、可悲的无意义的生存方式，超越了空间与时间，不断告诫人们去努力完善难以完善的人生与人性。
鲁迅像。
1925年5月28日，在北京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拍照
鲁迅像。
1925年7月4日，在北京为英文译本《阿Q正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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