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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充塞在鲁迅眼里的多是漫漫黄土，漠漠风沙；淤积在鲁迅心里的多是悲凉的荒漠意识。
多年之后，在《鸭的喜剧》里，鲁迅还曾借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口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然而，就是这块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沙地”
，成了鲁迅一生中除家乡绍兴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12年5月进京，到1926年8月离京，鲁迅三十二岁至四十六岁的人生黄金岁月与古老的北京相依相存。
在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时间里，鲁迅一直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
与这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变革与旧新分野相一致，鲁迅的生命历程鲜明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他的正值盛年的生命的光热，一部分燃烧和留存在以古都为代表的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另一部分，他的生命的爆发力、创造力，他的生命的呐喊，回**在旧新转换之际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激流与旋涡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情形，以至整个中国的情形，一如他所居住的北京暗夜中更加昏暗幽深的胡同，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光亮。
早在日本时期确立的通过文艺运动“立人兴国”
的抱负根本无法施展，辛亥革命点燃的希望之火，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很快熄灭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怀疑的积累，便是又厚又重的失望、孤独、忧郁和深入骨髓的荒漠意识。
这一切，把鲁迅逼压到古代去，使鲁迅沉入于国民中。
置身于美好的愿望与无望的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也许只有沉入古代去，沉入国民中才能稍稍摆脱精神的窒息，或许还能鉴古知今。
回到古代去的结果，是沉浸于秦汉瓦当文字，石刻画像，魏晋人格文章，唐宋传奇故事之中，用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孜孜矻矻地在荒漠中浇灌出一小片文化的绿洲。
沉入国民中的结果，是继续留学日本时确立的国民性命题的思考：“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属于时代哲人、思想巨人的深层思考，显然找到了辛亥革命后种种社会败象的症结所在。
只要存在这样的思索，黑暗之中就有不灭的精神之火。
一旦时机成熟，这一簇簇不灭的精神之火便会汇聚燃烧为燎原之势，照亮古老的北京，照亮中国的土地。
而作为鲁迅的独特价值，则是在轰轰烈烈真正使中国获得新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承担起他人无力承担的历史使命，发出响彻云霄的独异声音，和不止在一个领域创造出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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