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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
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是“向下沉沦”
的问题，向下沉沦，走下坡路。
一定要把下坡路扭转为走上坡路。
他这个观察你觉得还到家吧？
韩少功：我赞成梁漱溟的说法。
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是生产要素向核心地区不断集中。
这一过程可以让一部分乡村搭车，比如让郊区农民受益。
但大部分乡村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更边缘化和依附化，所谓“走下坡路”
。
这是一个繁荣伴随着衰败的过程，曾体现为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等等，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榨取；也表现为农民工廉价出卖劳力等等，即市场时代的榨取。
农村青年靠父母出钱读了高中，读了大学，但读完就被城市吸收了。
这只是乡村的失血现象之一。
眼下工业反哺农业，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后适度还血。
更重要的止血之策，需要反思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体制，但这样做可能要求过高，现在也言之太早。
芳菲：在这种运势中你去农村，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角色呢？是拯救者，还是逍遥者？韩少功：我总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农民办的实事很少。
看很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是做形象工程多，实效可疑。
但不管怎么样，短斤少两地做，拖泥带水地做，多少会有一些作用。
即算失败了也可以积累经验。
比如我写下这本《山南水北》，也许可让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点想当然。
但很多时候我非常自疑。
比如我帮助一个农村孩子上了大学，但这孩子倒可能在大学里学坏了，没学多少知识，但学会了穿名牌，进馆子，说假话……那么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对于社会来说，这种帮助值不值？面对某种社会系统性的病变，个人努力常常有莫大的风险。
芳菲：如果说农村整个处于一个沉沦、一个没落的文明轨迹中，我觉得就给认识其中人和灵魂的状态带来难度或障碍；对生活于其中的自我也带来困扰。
韩少功：当然，文学不是富贵病，不是商业暴利，不是只在富裕人群里产生。
国家不幸诗人幸，这是一句老话，至少有一大半道理。
东欧、拉美都曾经是沉沦状态，但都有过文学的丰收。
也许生存压力越大，人性才展示得越**和越深刻，就越有认识价值。
连集中营里都有宝贵的文学资源，为什么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就可以被作家们轻率地删掉？芳菲：你认识了些什么呢？而这些认识能给你带来安宁吗？——这也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三个局，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的文人式田园理想。
你怎么认识陶渊明？他的理想你认为有什么积极性和消极性？韩少功：陶渊明为官场不容，只好到农村待一待，但这种挫折也许成就了他。
梁漱溟不是这样的。
他更有担当，是主动关切多数人的命运。
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梁漱溟更可贵，更应成为我们的楷模。
可以说，梁漱溟肯定是不安宁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多难题。
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宁的，因为他从书斋到了现实，从上层到了底层，摆脱了以前那种蒙住眼睛的自以为是。
自我欺骗也会带来安宁，只是这种安宁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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