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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 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
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
（卷三五，《祥异》）。
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
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
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
（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
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
加上“以人肉为家常饭”
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
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乐至“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
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
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86]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
[87]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88] 同4。
[8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三。
[90] 刘进忠叛逃事，欧阳直在《自纪》中云：“乙酉（1645）年春三月，营将刘进忠叛献走秦陇。”
当时，欧阳直正在刘进忠营内，似乎不应该弄错时间。
可是参考其他文献，可以肯定说乙酉三月是不对的。
他在所著《蜀乱》中，也把刘进忠叛投清朝载于丙戌年下。
[91] 刘进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经过，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荒书》和韩国相《流离外传》（见民国《南充县志》卷十六）。
顺治十八年三月张凤起撰写的神道碑，叙述了刘进忠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公讳进忠，字虎山，陕西汉中人……夙传华胄。
其先人多以军功武烈显著当时。”
“父胤昌，原任汉中宁羌卫千户。”
“公弱冠，喜儒术，习文辞，然而读书通大义，不斤斤章句为务。”
也许能够说明刘进忠的叛变具有较深的思想根源。
由于蜀道险阻，非有向导莫能得其要。
熟悉地形和大西军内情的刘进忠自告奋勇，充当引路人，对肃亲王豪格部顺利入川，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事后被“题名剑阁”
，任为益阳总兵，用农民革命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参见《清故镇守益阳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刘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
[92] 据《圣教入川记》的记载，张献忠的这次战略转移，是计划前往陕西。
《纪事略》也说，献忠“一日召兆龄、可望等议曰：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朕意欲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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